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灞桥送别之后，长安城依旧是那个长安城。
王允明出任富庶杭州刺史的那份风光背后，是王允明从此远离帝国权力中枢的真实代价。无论江南多么繁华，钱塘的烟雨终究隔着一道太行山、一条黄河。
王家的确得到了江南的盐政权利，但王允明也确实的赴任了。
这个“下放”的象征意义，对于天子的新政，尤为重要。甚至值得许诺一个三品大员。
而随着卢玦与王允明晋升之后，独自回到弘文馆的谢道临，也确实感到了几分形单影只。
并非弘文馆空了。馆中尚有几位出身王、崔、郑等家的五姓子弟。只是这些人年纪普遍较谢道临年长不少，在馆中沉浮多年。
他们或因家世缘故，或因个人性情，与谢道临始终隔着一段不远不近的距离，远不如当年与王允明、卢玦年龄相仿、意气相投时那般亲近热络。
王、卢二人离馆后，这种年龄和阅历带来的无形隔阂愈发明显。偌大的藏书楼阁中，谢道临翻阅典籍的身影，常显清冷。
至于馆内那几位寒门校书郎，如今见到谢道临时，那躬身行礼的姿态中，恭敬更甚以往。在长安这些年，让他们更加理解了出身带来的门槛。彼此间那层“厚壁障”也愈发明显。
谢道临对此只是平静处之。
形单影只便形单影只罢。谢道临并无半分闲情逸致去在意这些。修书才是大事。
卢玦在回城路上半开玩笑的话语犹在耳边：“谢兄，待《五经正义》修成之日，卢某定当秉笔首书，为你大书一笔，详述贤兄主持经学盛事之功，名垂竹帛，流芳百世！”
史家之笔，分量千钧。卢玦所言虽是打趣，却也点出了秘书丞参与国史编修的实权，以及卢谢联姻的分量。但谢道临眼下要务，仍是将手中未竟的《毛诗正义》和《春秋正义》早日修毕。
这修书是政治任务，也是旁观者清的绝佳位置。
更关键的变化，发生在宫禁之内。
几乎是送走王允明的第二日，当值弘文馆的谢道临便被内侍引至延英殿。随后数日，天子召见弘文馆学士入内咨议的次数，陡然增加。
召见的并非只有谢道临，但每当皇帝提及政务疑难，尤其是关乎礼制、经义、舆情，或是地方奏报中一些微妙的人事安排建议时，“谢学士何在？”似乎成了李景元自然而然的问询。
内侍省大监程静对此心领神会，若谢在馆中，必定宣召；若谢不当值，则次日几乎必有宣召。
“谢卿，你看这青州上奏，拟以循吏贾某为水患灾后安抚使。此人乃寒门进士，颇有清名，然与当地豪右似有龃龉。以清流任事地方棘手之境，是能澄清吏治，还是徒增掣肘？”
李景元将一份奏疏推至书案一角，目光也投向侍立一旁的谢道临。
谢道临目光快速扫过奏疏内容，稍加思索，道：
“陛下，安抚灾黎，民心为上。此贾姓官员既以清廉强项著称，任安抚使正可彰显朝廷体恤之德。至于豪右掣肘，彼为强项，陛下圣心洞察，其便为剑锋。关键之处，在于其奏折递至门下之前，须有足以震慑地方之威为后盾。若无‘震泽’之力，则剑锋易折，反失锐气。”
他并未首接评论是否合适，也未点评地方豪强，而是从安抚本质和施政手段出发，点出关键不在于任命谁，而在于朝廷对其真正的支持力度是否能贯彻下去，确保其施政畅通。
没过两日，皇帝又在讨论新设的盐铁转运司下属税口布局时，点名询问：“谢卿，江南丝茶之利，除却主路水陆转运枢纽，这些‘毛细’小市镇税口之设，是宁疏勿密以免扰民，还是应收尽收以保国帑？国计民生，轻重当如何权衡？”
谢道临的回答依旧从容：“《禹贡》立九州之赋，首在‘任土所宜’。税口布局，仿若人体气血运行。主路节点为大脉，务求畅通；市镇毛细为细络，重在通达。税赋亦如气血，过密则拥堵伤脉，过疏则气馁体虚。
关键在于‘中庸有度’——有税必有便民利商之途相辅，使得货畅其流，赋税自丰。苛严或疏漏，皆非久安之策。”每次天子的询问，谢道临都只回答一个架构，不落到具体如何实行。
此类问答，渐成常态。朝野内外不少敏感议题，皇帝似乎都将弘文馆这处清净的书斋，当成了另一个“问策”之所。所问内容虽多是“咨议”，也未必即时转化为决策，但皇帝多次垂询本身，便传递出不同寻常的信号。
谢道临对此心知肚明。既然向谢家许诺了一个“内相”的位置，那在没正式任命之前，李景元自然本着好用就往死里用的原则，多讨些“利息”。
况且一个能献上“侈靡论”这等洞穿世情之策、且能避开复杂朝堂纠葛首接为其所用的智囊，在进行改革的微妙时刻，其价值，也远远超出一个普通的馆阁修书学士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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